每周一早上9点，经济班都有一节专业学术报告课。当我到了工程馆204门口时，发现教室门已经关了。此时，我已经意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迟到了"，一看表9点零2分，在得到老师的批准后，我被允许和其他迟到的同学们一起站在教室的最前面。于是，便有了这样一篇分析报告。
对于迟到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在课堂里似乎是再平凡不过的现象。通知说6点在"拖鞋门"下集合，就是会等到6点才不紧不慢地从寝室晃荡着出来；说好12点开会，总有那么些人12点10分 前总是不见他们的身影。于是，早到的人必须等人来齐了之后，才能开始活动。渐渐地，"迟到"便成了一种潜规则，这样的结果对一个组织来说是外部不经济的。 如上课迟到的学生敲门进来，必然会打断老师的思维和授课，这样对其他准时上课的人产生了外部负效应，影响了全班同学的听课。如果一个学生迟到一分钟，那么 十个学生陆陆续续进来，将会打断课程十次，这也增加了老师的负担。
其 实，外部负效应也是市场失灵的一种体现，迟到导致的无效率使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偏离帕累托最优。根据施帝格里茨的观点，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个人 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帕累托最优概念与社会公平原则不一定一致。为什么会产生迟到现象？有些迟到的人，为了个人效益最大化，想多睡回，便晚起了几分钟，其结果 违反了社会公平原则即准时上课。个人效用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原则一直以来都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工作、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矛盾。若要克服这样的 矛盾，最好的方法是自觉性，将整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才能做到总收益最大化。
虽 然有些市场机制在自觉性的驱使下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对于大多数外部性，还需要政府积极的干预。例如对于环境问题，干预可以采取的形式包括规制、庇古 税、补贴以及创建外部性市场。老师让我们站在全班面前以及回来给我们布置的经济学分析报告就是一种政府干预行为。爱睡懒觉的同学，在晚起的几分钟里享受到 了正的效益，而在之后的"老师干预"中受到的惩罚，产生负效益。只有当负效益与正效益之和小于零时，那些睡懒觉的同学觉得个人利益减少了，就不会再犯了。因此，奖惩的强度也是很有讲究的。
在 分析完一般理论之后，我们来反思下是不是所有的迟到现象都是因为个人为了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而产生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于科学，我们应该敢于质疑，敢 于举例反驳前人的观点。作为实用的经济学，应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现今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 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设的不足。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来验证，其实很多同学的迟到是因为路上堵车，或者出 门时忘了带伞等等。就拿我自己来说，是因为卖包子的地方有一群民工一拥而上插到最前，我为了展示绅士风度，按秩序排队，结果耽误到了上课。
秩 序作为一个经济变量，诺斯等人论述秩序是大家共同遵守一定规则而形成的结果。最初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秩序是天然形式，即外生的变量，新制度学派在着力将制度 因素引入经济分析框架后，实际就引出制度实施的结果是什么？由于制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隐性制度或称约定俗成；另一种是显性制度，即国家的强制法令。现在 我们姑且不说两者谁更重要，至少有一点是新制度经济学己有共识，秩序作为人们遵循规制的结果，参与者必然在长时间重复博弈。素来听说韩国人都很有秩序，上 下车从来不拥挤，上车和下车的人自觉都往右靠。韩国人不大声喧哗，可以认为是隐性制度长期博弈的结果，经历多年的磨砺形成了的秩序，保持公共场所安静的共 识使大家减少了在繁杂环境下人的负效用，也降低大量人为降噪的成本。从韩国人的行为十分明显看出，韩国人首先以尊重别人的利益作为谋取自己利益的先决条 件，这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前提。显然，社会秩序是韩国经济有质量增长重要因素之一。
从一次上课迟到，可以看出经济学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而经济学存在的意义也在于造福人类，让社会更和谐更有秩序的前景发展。经济、文明、现代化、科技之间都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若想真正富强，各方面都应该综合发展。
参考文献：
[1] 斯蒂格利茨，沃尔 《经济学》（第三版）
[2] 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 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4